每经记者：杨弃非 每经编辑：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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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郭仁忠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一根设立在道路旁的监控杆上，紧密排列着8个摄像头。看到这个并不算罕见的场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郭仁忠心生疑问，为什么不能只装两个广角摄像头？据他推测，一种可能的原因，来自不同主体的监控需求，“交通、环保、城管部门都装了，可能市里装了、区里也装了”。

在今天（4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公园城市论坛和第六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郭仁忠再次提及当下智慧城市建设的“数据孤岛”问题。他指出，过去每个部门要干信息化，总倾向于构建从最初数据采集、感知，到最终应用的完整系统。这种被他称为“纵向耦合”的发展方式，如今走到了向“横向耦合”转变的关键时期。

体现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工程逻辑上，郭仁忠提出一种与现在智慧城市有些相反的发展方向——“首先是集成化的泛在感知网络、统一的大数据平台，现在讲新基建就是前面两个；后面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个性化应用。”

要横向耦合，也要重点先行

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在城市管理治理中的应用，在我国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当时城市规划、土地管理领域开始尝试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建智慧城市，进行信息化工作。在当时的工作机制下，“规划部门做规划，交通部门做交通，土地部门做土地”，一方面让城市管理快速走上信息化轨道，但同时，也逐渐诞生部门驱动、部门所有的“孤岛化应用”模式。

业内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如今，智慧城市建设已经到了重塑建设逻辑的时刻。

在郭仁忠看来，现阶段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有一种新的思想，首先就是要有全局理念。“经过多年建设，大家对智慧城市基本逻辑有一个共识，就是要有城市感知体系，并构成一个城市大数据、形成一个数据统一平台。在此基础上，再开发百花齐放的应用，比如医疗、建筑、规划、教育。”

但大船难掉头。比起从零开始建设，更难的是在一定体量下的转轨。事实上，面对多年来的发展惯性，不少城市也面对难以转身的困扰，“数据孤岛”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如果从政策层面切入存在困难，换一种思路，先做好底层架构是否可能破局？在郭仁忠看来，“我们过去老说智慧城市建设要加强顶层设计，实际上重点不是顶层设计，其实是底层设计，要把基础设施搞好，没有基础设施都是假的。”具体而言，首先要将道路网络管线做好，然后才能做相关的开发应用，这被他总结为“科学规划、基础先行”。

他也认为，这种逻辑显效比较慢，因此还有一些并重的逻辑。一方面是要“把握关键、政府先行”，以数字政府带动千行百业的数字化，并最终推动城市信息化。他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这意味着牵头部门的权威性、专业水平技能以及强大的支撑团队非常重要。

事实上，国内一些城市已经把相关部门的信息中心都撤掉，全市形成一个统一的技术支撑队伍，形成支撑智慧城市发展的更强大合力。

而建立在横向耦合的基础之上，同样不能放弃过去“面向需求、重点先行”的有效探索。郭仁忠举例说，对于一个旅游城市，就可以优先探索智慧旅游、智慧文旅；如果一个城市交通非常拥堵，就可以率先发展智慧交通。而考虑到人才培养、老百姓健康问题等，智慧医疗、智慧教育就是要率先突破的领域。

打破“不想共享”难题

一种观点认为，智慧城市涉及的数据共享如今面临三方面问题，即“不想共享，不能共享，不会共享”。技术突破和机制重塑解决的是“不会共享”的问题，而更根本性、也更难解决的问题，落在“不想共享”和“不能共享”上。

郭仁忠提到一个例子。现在，如果共享的数据在使用中出了问题，数据的分享者会受到牵连，但是，如果一个人持刀行凶，卖刀的商场并不会为此负责。这种责任认定的差异，导致数据拥有者并不愿意分享数据，其源头则是法律法规职能边界不够清晰。

更为人所知的是数据安全问题。

此前，手机App调用用户数据的限度问题曾引发广泛讨论。在2021年底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经营者不得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如果消费者不同意提供非必要的个人信息，手机APP不能以此为理由，拒绝用户使用基本功能的服务。”

对此，郭仁忠比喻道，“高速公路是企业建的，如果说建设方要看车上的东西，否则就不让你通过，这样行吗？肯定不行。”

而对数据的无度调用还可能是无处不在的。比如，刷脸进入小区电梯时，他意识到，以后每次进小区，数据都会被上传到开发软件的后台服务器上。这让他再次产生疑问：对方是否有权力采集这种数据？

数据共享的智能边界是什么？数据安全应该靠什么……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仍需要一个过程。

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是，智慧城市是一个信息化工程，更是成长性工程。在一个系统完成以后，还需要依靠开发商的不断迭代。“就相当于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了，不能直接离开，还要养育，要推进其成长。”如郭仁忠所说，这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工程。因此，更需要妥善处理开发商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但对于智慧城市的发展，郭仁忠认为，更应该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来认识。

在接触一些城市的部门时，他听到一种声音，智慧城市是很好，但花费也很高，是否跟进还需要仔细考虑。在他看来，这与20、30年前城市做数字规划、数字交通时的讨论类似，但到现在，此类声音已经十分少见。

“所以我们讨论智慧城市发展价值的时候，我们不能用眼下的金钱来看，我们要视其为一个文明、技术的进步，更是一种社会效益、绿色发展的提升。”郭仁忠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