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关系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中越两国关系久远、山水相依，历史文化方面有诸多互通。笔者曾撰文详细介绍了明宣宗弃守安南之原因，并附带介绍了明成祖征讨安南并郡县其地的规划。当然了，历史事件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对安南态度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明初几十年的发展演变而来。

也正是因此，探究明初对安南态度的变迁就显得非常重要。

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在讨平割据政权、北伐大都等一系列重要战略中都展现出超越同时代的指挥能力。但在构建与安南关系的过程中，朱元璋的一系列决策却被认为过于软弱，以至让安南愈发狂妄，最终成祖才不得不出兵南下郡县其地。

【资料图】

明太祖一向以杀伐果决、运筹千里而闻名。但面对安南，他的举措是否出现重大失误？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看，明太祖所为必然有不足之处；但我们讨论问题又不能忽略历史局限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明太祖一些看似“漏洞百出”的决定又是否有着难言之隐？

本篇文章，笔者将详细叙述明初与安南的关系发展，以及朱元璋在安南屡屡挑衅背景下所做出的应对。

【明太祖对安南的态度：异乎寻常的“仁慈”】

自北宋初年脱离中原王朝控制，正式建立独立政权以来，安南国家意识就呈现不断加强的态势。元朝时，元廷一度在安南建立行省，派遣达鲁花赤（地方最高监临长官）进行管辖。但令人意外的是，元政府派出的达鲁花赤不仅无法深入安南的中枢，反而还屡屡受到安南地方势力的抵抗，最终只能无奈罢置。

明太祖画像

至元末天下大乱，元政府对南方控制力明显减弱。徐达率军攻入大都后，元中央政府北遁，对南方完全失控，更不要说管辖安南了。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前后，朱元璋的吴政权（也就是后来的明朝）开始与安南建立联系，这一时期朱元璋对安南的态度非常值得深究，他的不少决策被后世视为过于软弱，对安南只是一味纵容，致使后者愈发狂妄，为日后成祖出兵埋下了伏笔。

关于吴政权与安南的首次接触，笔者遍查多方史料，并未找到明确记载。但在今年一些学者的研究论文中，笔者了解到越南国内的一些史籍记载了这段历史。

根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早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朱元璋就遣使前往安南，后安南方面也派出使者来到中国，但并未留下太多的史料记载，少有的文字记录则认为安南遣使只是为了了解朱元璋、陈友谅两股新兴势力的虚实而已。

关于《大越史记全书》的这段记载，真实性一直争论不休。此时距离明朝建立还有近十年，而朱元璋又处于与陈友谅相持的苦战之际，遣使安南似乎看起来有一些摸不着边际。但不管怎么说，朱元璋注重东南亚战略，并早早将其提上规划日程，应当是毫无疑问的。

明朝与安南的首次正式沟通发生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在建国不久后即派遣尚宾馆副使刘迪简赍诏往谕安南，因刘氏病逝于南宁，未能成行。但太祖并未放弃与安南的沟通，同年八月，明政府又派出使团，但入越之后的细节缺乏记载。

因国家初立，万事萧条，加之局势不稳，元朝残余势力仍盘踞四方蠢蠢欲动，明太祖主要集中力量扫平国内敌对势力，对东南亚诸国一改元朝的尚武政策，采取怀柔策略。

洪武元年十二月，明朝再遣汉阳知府易济民颁诏于安南，主要阐明明政府对安南的两点重要态度，一是元朝已经被推翻，明朝已然成为了中原正统；二则是新朝不再实行元朝的尚武政策，对四方诸国开始实行怀柔政策。

也正是得益于明朝的政策转变，安南迅速接受了新兴王朝的招纳，而非像元初那般极力抵触，甚至爆发战争。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安南国王派遣使臣少 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入贡明朝，并请求封爵，明太祖对安南的臣服非常满意，不仅亲自接见，甚至还赐诗一首：

“安南际有陈，风俗不元人。衣冠周制度，礼乐宋君臣。”

并赐“文献之邦”四字，更值得注意的是，安南使节的席位首次被安排在朝鲜之上。

之所以给予安南如此优待，一方面是因为朱元璋看重对于东南亚的战略规划，另一方面也与一个小细节有关。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接见时见安南使臣衣着服饰仍从宋朝，不由大为感慨。太祖在《谕中原檄》明确提到了北伐的核心纲领，就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对于安南“依然中华文明”，太祖自然欣赏。不久后，明廷就册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以驼纽涂金银印。

元顺帝（元惠宗）

洪武三年，明朝在与北元的关键决战中取得大胜，俘虏元顺帝妥灌贴睦尔之孙买的里八剌，明朝在北方局势得到根本性改善。也正是基于此，朱元璋面对南方外交也自信满满，明朝与南海诸藩国的关系在国力不断增强下也得到了巩固，南海诸国无不心甘情愿臣服于明朝。

正是基于南海诸国无不归顺的背景，明太祖得以施展其在东南亚的对外政策。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单单只考虑明太祖一人，而应该将他身后的谋士团队也纳入考量范围。

宋濂

明太祖常言“予本淮右布衣“，他能够从乱世之中崛起，最终夺取天下，离不开身后一批汉族士大夫精英的辅助，如刘基、宋镰等。也正是因此，明初许多政策的制定离不开传统的华夷观念。

明初朝廷政治集团摒弃了元朝的尚武政策，对外政策趋于务实。明朝政府深知盲目扩大疆土非其所追求的目的，反而会陷入“得其地不足以供赋，得其民不足以供役“的境地。因此，太祖承认周边各国的自治权力，不强调对周边国家的侵扰，而要构建以中国为中心、一个相当稳定的、有等级的、和谐的天下秩序。

朱元璋在《谕中原檄》中表示：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

基于这种思想，明朝与安南在明初的相处相当融洽。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占城指控安南侵边，明朝旋即派出翰林院编修罗复仁、兵部主事张福等分别赍诏谕安南、占城国王，诏曰：

“念尔两国，自古及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强而为一，此天意也。况尔等所居之地，相去中国越山隔海，所言侵扰之事，是非一时难知。以朕详之尔彼此世传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国，尔前王必有遗训，不待谕而知者。朕为天下主，治乱持危，理所当行。今遣使往观其事，谕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执兵端，连年不解，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所悦，恐天变于上，人怨于下，其祸不能逃者。二国之君，宜听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几尔及子孙，皆享福于永久，岂不美欤！”

明太祖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成功调解了占城与安南两国的纷争，充分彰显了新朝的威严。此后，明朝与安南关系愈发融洽，不久后又遣使颁科举诏于安南，规定安南国士子于本国参加乡试，入明廷参加会试。

在明朝建立的前四年，明太祖构建的对外体系十分成功，周边各国与明政府相处融洽。明太祖对此颇为满意，称：

“朕君临天下，以成正统，于今三年，海外诸国入贡者，安南最先，高丽次，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称臣，合于古制，朕甚嘉焉。”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太祖更是宣布了一条重要国策：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 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肤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 唯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

朱元璋这条国策，既考虑到了安南当时与明朝关系融洽的现实，也结合了历史上惨痛的教训。朱元璋认为，国土过于辽远无法长久安定，让百姓劳苦容易引发混乱。征服四周蛮夷之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如果这些国家不会对明朝造成威胁，则决意不去征讨。

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以安南为代表的周边各国非常优待。但这种好感并未持续太久，安南与明朝的蜜月期仅仅只有三年左右，此后一系列矛盾冲突涌现，明朝与安南的关系开始在波动中受到冲击。

【安南如何一步步挑战明朝底线？】

“蜜月期”的破裂，应当是从洪武三年开始的。

洪武三年（1371年），明朝遵照安南方面的请求，册封陈日熞（越史称陈日礼）为安南国王。但陈日熞即位以后，荒淫暴虐，为祸四方，引起全国上下不满。在此背景下，恭定王陈叔明（越史称陈暊）发动政变，将陈日熞废为昏德公，随后登基称帝，即陈艺宗。

陈叔明（陈艺宗）

陈艺宗虽然尊崇明朝的宗主国地位，但恢复国家意识、增强民族独立的思维非常明显。他即位之初，便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增强民族独立意识的政策，而且重用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外戚黎季孷。

此后，当安南使臣前往明朝进贡，朱元璋惊奇发现安南国王居然变成了陈叔明，而明朝事先居然毫无所知。更让明朝方面愤怒的是，陈叔明并未通过正常渠道向明廷请求册封，而是偷偷将安南国王名称掉换成自己，企图蒙混过关。这一举动自然被明朝的礼部官员发现，安南的擅自作为让明太祖非常不满，他旋即下令将安南使臣驱逐出境，并且不许安南进贡。

明朝随后以出兵为由向安南施压：

“春秋大义，乱臣贼子，在王法所必诛，不以夷夏而有间也。向者安南王陈日煃薨，我国家赐以玺书而立日熞为王，今观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询诸使者，日熞为盗所逼，悉自剪屠其羽翼，身亦就毙。此皆尔叔明造计倾之而成篡夺之祸也。揆于大义，必讨无赦。如或更弦改辙，择日熞亲贤，命而立之，几可赎前罪。不然，十万大军，水陆俱进，正名致讨，以昭示四夷，尔其无悔。”

陈日煃

明廷认为，安南混乱之源头均来自陈叔明篡逆，只有重立“日熞亲贤”，才可尽赎前罪。如若不从，明朝必将发兵南下。

明朝的军事威胁或多或少起到了威胁，加之明朝采取外交胁迫，长时间不给陈叔明册封。在此背景下，陈叔明受到不少宗室反对，他的政策也很难推行。无奈之下，陈叔明以年老为由，向明朝请求由弟弟陈煓（越史称陈曔，即陈睿宗）代理国事。

陈睿宗

为了不让明越关系进一步恶化，明太祖仍对安南表示出了宽仁之心，最终同意了陈叔明的禅位请求。不过陈煓即位后，陈叔明虽退居幕后，但仍然掌握着安南的最高权力，这一点明朝同样深知，但为了维持两国关系的相对稳定，并未加以干涉，反倒默认了陈叔明“摄政”的举动。

从陈叔明夺权一事可以看出，明越关系在经过短暂蜜月期后迅速恶化，双方关系并未沿着太祖设定的方向前进。对此，明朝方面虽然有诸多不满，甚至一度放出出兵征讨的威胁。但权衡利弊之下，还是选择以宽仁之心处理，仅仅迫使陈叔明禅让，对于其继续操控国政并未干涉。

自此之后，明太祖逐步调整了明初过于理想化的外交政策。同时，为了尽量稳定两国关系，明太祖也愿意做出进一步退让，他在洪武八年就双方关系做出了进一步规划，摈弃以往凡事通告安南的作法：

“诏书无故不轻往，使彼得以自由。”

面对明太祖的优容，安南国内一些图谋不轨之人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陈煓死去，其子陈炜继位，是为陈废帝。此时朝政虽然仍掌控在陈叔明之手，但情况较之以往已大有不同：随着日渐老迈，陈叔明对政局的控制愈发吃力，但他却并不信任孙子陈炜，反而将国家倚仗于黎季犛（音[máo]）。

洪武二十年（1387年）八月，陈叔明又提拔黎季犛为平章事，并“赐剑一把、旗一只，题曰：文武全才，君臣同德”。此时黎季犛把持国政，借陈叔明之信任欺压主君、排斥异己，以致于“人人皆知其将篡“。

面对危局，陈炜试图做出应对。他密谋在黎季犛篡逆之前解除其实权，谁知计谋外泄，黎季犛大为惊慌，旋即利用陈炜与陈叔明之间的矛盾，劝说陈叔明废除陈炜，改立叔明之子陈颙为帝。陈叔明听信其言，囚禁陈炜。不久后，黎季犛为绝后患，将陈炜杀害。

此时陈叔明已老迈昏聩，不仅无力限制黎季犛的权力增长，甚至面对忠臣良将的苦谏也无动于衷。史料记载，有大臣反复劝谏陈叔明提防陈叔明黎季犛篡位之心，但陈叔明居然将这些密奏送予黎季犛阅览，此后忠臣之士缄口，没有复劝谏者。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二月，陈叔明病逝，当时陈顺宗年幼，黎季犛任辅政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号称“忠卫国大王”，甚至曾下令人们称其为“辅政该教皇帝”并且入居宫中。此时黎季犛已经完全掌控安南国政，与实际上的皇帝无甚差别。

面对黎季犛把持朝政，甚至参与废立皇帝一事，明朝方面起初被蒙混过关。直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朝才发现真相，直接断绝了与安南的朝贡关系。此举使黎季犛大为恐慌，安南方面多次派出使臣请求和解，但始终不愿承认错误，而继续以诡词狡辩，因明朝不想将事件扩大化，同意接纳入贡。

面对陈叔明与黎季犛的反复欺骗，明朝虽然也做出了“却其贡“的回应，但终究还是以宽仁待之。明太祖希望用这种态度维持两国相对稳定的关系，谁知事情的发展并未如他设想。

【黎季犛的野心】

随着黎季犛一步步把持安南朝政，他也开始大刀阔斧推行所谓的“独立政策“。在陈叔明掌权时期，黎季犛作为得力助手推行着一套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试图摆脱明朝朝贡体制的约束。黎季犛全面控制朝政后，不仅要在体制上与明朝划清界限，更试图打造安南的文化独立。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四月，黎季犛将《尚书·无逸篇》译成国语（即字喃）以教育陈顺宗；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十月，他又以字喃作《诗义并序》，命令女师教授宫中后妃与宫人“序中多出己意，不从朱子集传”。面对明朝的不满，黎季犛虽然畏惧，但始终没有妥协，而是坚定去除着安南身上附着的中原文化气息。

此外，对于明朝的种种指令，黎季犛也多敷衍了事。洪武二十八年明朝征讨龙州叛贼赵宗寿之际，为防叛军进入安南，特派使臣明示，不许安南接纳叛军，并要求安南资助军饷八万石。但黎季犛对于明朝的要求却敷衍了事，最终仅输粮二万石，其余折以金千两、银二万两（金银后来还被明朝退回）。此外，明朝还遣使至安南征求僧人、按摩女、火者，安南对此也是频频搪塞。

【明太祖对安南边界问题与安、占关系的妥协】

明初，明政府着眼于解决国内矛盾，对海外诸国采取宽仁的对待方法。在此背景下，明安关系相对较为稳定。不过好景不长，洪武十四年（1381年），安南脱、峒二县侵扰永平等寨，明廷旋即派出使者质问，安南一面承认错误，但一面也不愿彻底低头，反倒污蔑思明府攻其脱、峒、陆、峙诸处。

面对安南生事，明太祖做出了“作奸肆侮，生隙构患，欺诳中国”的评价。同时，宣布退还当年安南进贡的财物，且命令广西地方不得接受日后安南所贡之物。

此时安南国政仍掌握在陈叔明手中，其虽多次违背明朝之意，但面对明朝多次威胁也心有畏惧，不敢过于造次。或许也正是基于此，明政府对于安南的惩罚仍仅限于“却其贡“，始终没有走到征讨的地步。对于此，朱元璋的解释是：

“唯愿民安而已，无强凌弱众暴寡之为，安南新王自当高枕无虑加兵也。”

但明朝对安南的宽待只在陈叔明掌权时期奏效，陈叔明死后，黎季犛全面掌握军政大权，对待明朝态度更加强硬。

洪武二十九年，广西思南府奏报：

“交人以兵攻破永平寨，遂越铜柱二百余里，侵夺思明属地丘温、如敖、庆远、渊、脱等五县，逼民附之，以是五县岁赋皆令土官代输。”

时隔十五年，明安边界纠纷仍然纷纷扰扰，而此时范围更大、波及更广，甚至牵扯到了领土治理问题，这无疑冲击了明朝底线。当年年底，明朝就派出人陈诚、吕让出使安南进行交涉，要求安南将侵犯土地全部归还。

陈诚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面对来势汹汹的明朝使者，安南方面并没有立即服软，反而摆出了一副“据理力争”的姿态。陈诚率众抵达安南后，虽然受到了热烈优待，但谈判始终未上正轨，当时陈诚归咎于翻译没能准确表达他的意见，于是亲自写信给安南国王陈日焜，要求安南迅速归还侵占土地。陈日焜在黎季犛的授意下，对明朝使臣软硬兼施，始终不愿低头。

对于安南敷衍了事的态度，陈诚出示中国图籍，反复申明丘温等地的历史沿革，证明其为明朝思明府的属地，与安南毫无关系。而黎季犛面对铁证仍不思悔改，即便明朝已经隐约提出军事威胁，他仍然摆出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所谓的历史沿革均是“荒昧之虚文”，不足取，而思明当地老人所言也全是荒诞。

面对安南方面的一再狡辩，陈诚颇为无奈，只能留下“异日之悔有不可追者矣！”这样苍白的威胁。

陈诚无功而返后，黎季犛为平息明朝怒火，直接上书明朝礼部，希望两国能够和解。但在书中，黎季犛仍无悔过之意，依旧强调明朝出示图籍真实性无法保证，甚至还对思明官员口出狂言，态度傲慢无礼，这种言论放眼整个明安外交史都是绝无仅有的。

明太祖一向以严治国，听闻安南口出不逊后当即召开会议，许多明朝大臣表示安南违抗朝命，建议发大军征讨。令人意外的是，朱元璋对待安南的无力侵犯仍然选择退让：

“蛮夷相争，自古有之。彼恃顽不服，终必取祸，姑待之而已。”

史家对于朱元璋频频妥协的态度颇为不解，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面对安南挑衅，居然只留下了“你等着吧”这样苍白无力的威胁，明显不符合他一向铁腕治国的理念。

【小弟打架，明朝居然拉不住？】

洪武年间，安南与占城的冲突是明朝外交的重要部分。早在前朝，安南与占城的关系就濒临破裂，入明后，安南仍然不断侵扰占城。洪武二年，占城以安南入境侵扰为由向明朝提出抗议，明朝作为宗主国，自然要肩负起协调属国利益的责任。但谁知，明朝此后的一系列调解不但没能彻底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反而激化冲突，最终演变为全面战争。

洪武三年是安占关系全面破裂的转折点，这一年，陈叔明废陈日熞自立，陈日熞之母被迫逃亡占城，利用安占之间的矛盾，请求占城出兵助其复国。安占一战，安南遭遇惨败，据史书记载，占城大军攻入安南京师，焚毁其宫殿，虏掠女子玉帛。

陈叔明经次惨败，深以为耻，决定加强军事，振兴国力，伺机向占城复仇。此时，黎季犛在军事方面的能力得到陈叔明重视，他加封黎季犛为忠宣国上侯，令其全面参预安南军事。此后，还制定了一系列扩充军备、增加军粮的政策。

在陈叔明励精图治、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占城也在寻求改变。占城方面深知，单靠两国硬实力难以抗衡安南，遂转变思路，向明朝寻求支援。明太祖不愿轻易参与安占争端，也对安占矛盾所造成的东南亚局势不稳深为不满，遂拒绝了安南的请求，继续实行怀柔政策。

明太祖本意在于调和安占两国关系，竭力避免战争，以此避免倾力打造的东南亚朝贡体系受到影响。然而，安占冲突的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明朝预估，明太祖的怀柔政策没有使安南放弃复仇之念，陈叔明与黎季犛依旧积极厉兵秣马，准备攻打占城。

洪武九年，安南国王陈煓亲率十二万大军征讨占城。此役安南前期取得优势，然而陈煓在初期取得小捷后轻敌冒进，执意攻打占城京师，结果惨遭埋伏致使大军溃败，史书记载安南将士阵亡者十之七八，陈煓战死。占城得势后，一鼓作气整顿兵力，再度攻入安南，威胁京师。

陈叔明与黎季犛多年经营毁于一旦，这让占城在东南亚的军事地位提升。与此同时，国君亲征惨死，对于安南上下可谓奇耻大辱。安南派出使者，请求明朝派人前往吊祭，明朝始以畏、压、溺三不吊之礼拒绝。

安南屡屡生事，侵扰他国边境，明太祖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洪武初年苦苦构造的朝贡体系频繁遭到破坏，就是因为安南不服管教、不断生事。因此，朱元璋在洪武十二年派出使者传谕陈叔明指责其持政不端：

“尔叔明自临事以来，国中多故，民数流离……安南与占城纷争，构兵将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 怨未消，其仇未解，将如之何？”

在训诫安南的同时，朱元璋也晓谕占城国王阿答阿者，表示自己知道安南行事多有过分，但战争既然已经打完，双方有胜有负，最终只是劳民伤财。如今占城既已出兵直达安南京师，想必大仇得报，不如就此罢手，既可保一方平安、又能震慑安南。如若执意再战，彼此胜负，尚未可知。

可以看出，尽管安占纠缠不断，让明太祖相当不满，但他还是保持了充分的耐心，试图用“微言大义”加以劝导，使双方放下偏见。不过安南与占城对于明太祖的苦心劝解选择了无视，两国表面上有所收敛，实际上仍纷争不断，刀兵相向之事时有。明太祖不愿明朝卷入东南亚属国纷争的漩涡中，对于安占冲突始终作壁上观，仅以“春秋大义”、“天道”之类传统伦理加以调解，最终结果自然是无功而返。

【结语】

近代许多史家认为朱元璋不喜发展海外关系，原因之一便是他在面对安南挑衅时屡屡退让。终太祖一世，安南五次变更国主，并没有按宗藩关系的规则请封，明朝对此毫无作为，实际上默认了安南不经过明朝允许更换权位。面对安南对明朝的国土侵略，明太祖居然也一反常态选择退让，不仅没有出兵，唯一的惩戒也仅仅是“却其贡”。

直到洪武二十八年，此时的明安关系已经相当严峻，但朱元璋还是毫不犹豫将安南列为了“不征之国”：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度量来扰我边，则彼不祥; 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以干天和，此不可。”

明太祖被誉为一代雄主，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狠辣果决，在处理安南问题时却被认为过于柔弱。因此，有的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朱元璋不喜向海外发展，给他扣上了决策失误的帽子。

本篇文章中，笔者详细介绍了明初中国与安南之间的关系。朱元璋立国之初，即遣使与安南建立了宗藩关系。然而，所谓的“蜜月期”只有三四年，随后安南举措愈发狂妄，陈叔明篡位之举惹怒明太祖，日后侵犯明朝领土、挑起安占争端等一系列违举急速破坏着朱元璋对安南的好感。

针对于此，许多大臣纷纷请战，希望朱元璋能够派出大军，一举荡平安南反对势力。然而，一代雄主朱元璋在面对安南问题时始终坚持“怀柔”，不愿大动刀戈，即便安南已经公然侵犯明朝领土，且胡搅蛮缠试图颠覆历史，朱元璋给他们的惩罚也仅仅是“却其贡”，即拒绝接收贡品。此后的安占争端，明太祖更是像一个和事佬一样试图调解，反倒助长了安南的嚣张气焰。

国事之间互有联系，有人仅仅看到了朱元璋在对待安南的政策上“软弱”，却忽略了当时明朝内外所存在的其它隐患。看待历史过于割裂，这才致使对于某些决策深为不解，甚至出现乱扣帽子的荒诞现象。关于朱元璋对待安南政策软弱的原因，笔者会在下篇文章中详细论述，敬请期待。